2015年中国政府採取的709维权律师大抓捕，即使事件发生了近八年，但并没有随着刑期最长的周世锋律师和被称为「709案最后一人」的王全璋律师先后出狱而完结。反而，当局持续对这批律师进行监视、滋扰，甚至迫迁和禁锢。换而言之，出狱与否对他们来说只是小监狱和大监狱、一个人坐牢和一家人坐牢的差别。其中，以对王全璋律师一家的迫害至为严苛。
可能是最早替法轮功学员维权的律师
王全璋生于1976年山东省五莲县日照巿，2000年毕业于山东大学法律系，2003年通过司法考试，2007年才正式成为执业律师。他的维权生涯始于学生时代，时值1990年代末，中国政府全力打击法轮功学员，身为法学院学生的王全璋活用学到的知识，为被劳动教养的受害人提供法律援助，并因此受到山东公安的警告。
王全璋毕业后至执业期间，曾经在山东省图书馆有稳定工作，用工馀时间去农村向农民传授与他们有关的土地法律常识，一直没有离开过对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倡导和维护。着名的维权律师高智晟曾经在一篇声援「709」被打压律师和公民的文章中提到，王全璋为法轮功受打压者提供法律帮助的时间比高还早，而且主动与高联络讨论替法轮功学员维权的事宜。高当时属敏感人物，王敢于主动与他联络，说明王是一个特别勇敢的人。
王执业期间，代理了大量与法轮功学员的案件，因而经常被法院针对及受到警察的暴力对待和跟踪。据报导，王全璋为法轮功人员办案收费极微，他对「客户」说：「对于你们，无论我收多少律师费都显得太多，但为了帮助更多的人，为了可持续的维权，为了养家糊口，我不得不收费，你们给多少就看你们的能力吧。」
2013年4月，王在江苏省靖江巿法院以手机替准备交予法院的文件拍照存档，却遭法警夺去手机，向法官抗议却被法官下令带走，翌日法院公告称，王全璋因「违反法庭秩序」被拘留10天。全国近140 名律师连署向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北京市律师协会和法院要求公开现场录像并释放王，引起中国及西方媒体关注报导，王因此两天后提前获释。法院仍坚称他扰乱秩序但拒绝公开法院录像。除此之外，他因此遭到各种迫害，包括在黑龙江被法官打耳光、在唐山遭警察汽车夹击，被上门抓捕、被国安抄家，律师事务所受压而要辞退他等。
中国的《律师法》第三十七条列明「律师在执业活动中的人身权利不受侵犯。」，包括「律师在法庭上发表的代理、辩护意见不受法律追究。⋯⋯律师在参与诉讼活动中涉嫌犯罪的，侦查机关应当及时通知其所在的律师事务所或者所属的律师协会；被依法拘留、逮捕的，侦查机关应当依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通知该律师的家属。」但是，王全璋的遭遇，正正显示了中国政府口中说依法治国，但实际上完全无视自己订出来的法律。
被失踪超过三年的「709大抓捕」受害律师
中共自2012年起则宣传「美国以网络自由爲旗号，以维权律师、地下宗教、异见人士、网络领袖、弱势群体五类人爲核心，爲改变中国创造条件，干扰中国崛起。」外界称之为「新黑五类」。709不仅仅是对人权律师代表的抓捕，实际上是对「新黑五类代表的大抓捕」。他们要对这五个领域的代表人物进行针对迫害。709案受害律师几乎都触及了这五个领域，此外胡石根是家庭教会的代表，吴淦是异见者也活跃于网络上、翟岩民是弱势群体（访民）的代表，李和平律师还创办了反酷刑的非政府组织。
2014年起王全璋受聘北京锋锐律师事务所，一所云集了多名维权律师的律所，如周世锋、王宇、刘晓原、李昱函等人，也是2015年「709大抓捕」中当局极力摧毁的律所。
当其他律师在「709」陆续被约谈或拘捕时，王全璋则从8月3日开始失踪。王全璋太太李文足委託的律师先后到多间看守所寻人不果，直至2015年8月10日，李文足和代理律师到天津河西看守所寻找王全璋，办案警察仅答复「王全璋涉嫌寻衅滋事、煽动颠复国家政权罪，不允许律师会见」而将家属和律师拒之门外。这样的做法，完全违反了《律师法》中，律师被拘留时，当局需要通知家属的规定。一直到2016年1月8日，王家才收到逮捕通知书指王全璋因涉嫌颠复国家政权罪，被天津市公安局逮捕，拘押在天津市第二看守所。
由2015年8月起被失踪，王全璋与外界失联近三年。王家委託了程海和余文生作王的辩护律师。当局一直拒绝律师与王见面，声称以王全璋的名义解除家属委托的律师，未通知家属的情况下指派两个官方辩护律师给王。程余两位律师在办案过程中遭跟踪，查车牌、身份证，王家被断水断电、租房遭到驱赶等。为此，程余两位律师谴责天津、北京及全国三层的律师协会、北京市司法局和司法部未有履行维护律师权益，即王律师的人身自由、委任律师的权利，以及程余两位律师为客户提供辩护的权利和执业的权利；甚至纵容官派律师侵害其他律师的权利。
换来的却是余文生律师在2016年遭注销律师证及拘捕。程海所在的律师事务所在2018年2月被注销牌照，律师行业风声鹤唳之下，程海半年内也无法找到律所的职位而被强行注销律师牌照，至今不予发还。从2015年开始，李文足已聘请过7位律师，但都因为被官方打压及威胁而退出、吊证或被捕。可见在中国，仅仅是执行律师的基本工作，已经要冒着极大的风险。
被「糖尿病」，酷刑和上诉遭威胁
直至近三年后，官方安排、王全璋被迫委任的刘卫国律师在2018年7月12日获准与王见面。刘告知李文足，王显得非常害怕的样子，不敢大声说话，甚至很多时候都是用口型表达，导致刘卫国律师不能准确地明白王全璋的意思。
王全璋向刘卫国律师表示，他一直要求让程海律师和妻子李文足作他的辩护人，但官方坚决不同意。据王全璋2020年出狱后忆述，由于中国法律说明「被告人有权聘请亲友作爲辩护人」，在得知原先代理他的案件的律师被吊照和拘捕后，王不想连累其他的律师而改为要求聘用亲人作辩护人，法院一直找借口说亲人不合格而不遵守法律规定。
2018年12月26日，王全璋案在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法院指，因案件涉及国家秘密，决定不公开审理。当日便衣政保和小区保安、「社会人士」一起到王家，阻止李文足去天津旁听庭审。一个月后，法庭判处王全璋「颠复国家政权」罪名成立，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五年。
经过四年奔走，2019年的6月28日，李文足，七岁的儿子和王的姐姐终于获准探望阔别四年的王全璋，她形容丈夫变得相当反常，表现焦躁、体态消瘦苍老，还宣称在狱中过得很好，完全像是「编好程序的呆滞木头人」，十分担心他的精神状态。 此后，未曾有过糖尿病史的王全璋，自被拘捕后一直被迫吃「高血压药」，让外界怀疑当局的诊断结果及所服药物的作用。李其后数次探视，亦发现王掉了数颗牙齿，健康状况令人担忧。
2020年4月刑满出狱后，王全璋接受日本媒体访问，终于公开说明他在关押时受到的严刑拷问和审讯时的暴力对待。他被关在大约20平方米的牢房中，每天24小时被两名武警监视，就连睡觉时也被禁止翻身。他被要求高举双手站立15个小时，只要他把双手放下，就会被大声斥责为「叛国贼」，令他变得虚弱到连要站立几分钟都十分困难，也曾经被连续掌掴好几个小时。
当局控告他的过程也相当混乱。一开始是以「寻衅滋事」作为罪名，后来改成「煽动颠复国家政权」，再升级至「颠复国家政权」。
在庭审时，他质问法官爲什么不按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进行庭审却被七八个庭警暴力地按压到地上，进行杀猪似的的庭审。当他尝试就判决的刑期提出上诉时，一名政法委的官员却威胁将他的刑期延长8年。王全璋说: 「我的遭遇证明了(中国的司法程序)是草率的。违反和破坏法律的是公安、检察官和法院当局。」
一人被捕，全家受罪
自王被失踪和拘捕后，本来对政治并不关心的李文足一直为他维权、并与其他维权律师妻子们结伴，多次到天津司法部门前举牌求见丈夫，而屡遭警察威胁和骚扰。2018年5月德国总理默克尔访华时，与李文足和许艳 （余文生律师的太太）见面，她希望对方能协助她，确认王全璋是否在生，要求默克尔促请中国政府，安排家属聘请的律师与王全璋见面。估计是她的努力，让王在同年7月终于能见到他的律师。
但是，王李二人的磨难并未有因为王全璋出狱而停止。多年来被当局监控和骚扰，令他们一家已难以再过上正常人的生活。在敏感的日子，例如「709」纪念日、人权日、欧盟日和美国宪法日等。公安会在他们家外堵门，不让他们外出。他们的言论自由和政治权利也受到侵害。「我现在想提出民事诉讼，要提出起诉和立案都非常困难，不但被剥夺了政治权，连诉讼权都被剥夺。我在自媒体上的发言受到限制，我刚获释时不太了解，用自己的微信写了一些文章，其实我只是写了一篇法律分析，是根据《立法法》写的，后来我这个微信号就被永久性销号了，说我传播和散播谣言。我的微博也随着我粉丝（读者）的增加被删号。我觉得他们是在试图消除我们的声音和影响力。」王全璋描述。
王家儿子的教育权也持续受到损害。公立学校一直不愿意收他，他只能上私立学校，但私校常受政府管控和打击，孩子没有办法在一个好和稳定的环境中上学。由于他曾目睹妈妈被政保公安拦阻冲突的情况，因此经常会作恶梦，梦到妈妈被捉走，生日愿望是不要再有警察到家门外，可见他一直生活在恐惧中。
2023年4月以来，王家又遇上新一轮的滋扰。北京警方为了减少麻烦强迫他们离开本辖区，容许房东以非法的手段，断水断电逼迫承租人解除房屋租赁合同。王家希望留在北京，一来让儿子在熟悉的环境上学，二来担心回到山东只是回到更大的监狱，只换来更多的监控，更少的关注。
就在2023年上半年法国总统、欧盟委员长、德国外长相继访华之际，中国政府却特意针对打压维权律师。除了王全璋一家被迫迁、余文生律师和太太许艳应邀前往德国大使馆时被当局以「寻衅滋事」爲由拘捕，同时许志永和丁家喜更被重判。这一切均意味着中国一方面欢迎欧盟来谈生意，但另一方面对人权问题却原地踏步，甚至极力扼杀人权律师的生存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