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現代法治國家都必須確立公正的法律體制，只是在極權統治的國度裏，當權者拒絕接受法律的公正制約，並長期對捍衛公民權利的律師作出迫害和打壓，隨時隨地不惜違法向他們進行拘捕。
其中例子，就是被當局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判囚4年、正身陷囹圄的余文生律師。
2014年，他替佔中支持者維權；2016年，他為多位「709案」的維權律師(包括王全璋)代理案件；2017年底至2018年，他公開呼籲修憲改革。他長年為人權法制付出，換來牢獄之災，同時獲得國際認同。在2018年11月獲得德國和法國政府聯合頒發的人權法治獎項、2021年2月獲頒「2021年度馬丁恩納斯人權捍衛者獎」。
替佔中支持者維權
余文生是個目光炯炯，說話清脆俐落的人，他樣子看上去比實際年齡蒼老，大概長年經歷崎嶇不平的維權之路，被拘捕和跟蹤的折騰。
他曾不下一次說過，走上此路全然是被迫不得已的。1967年出生的他，1999年通過律師考試之後一直從事商業訴訟，一直「循規蹈矩」，以他的說法是「不願意和制度硬碰，不願意正面衝突」，只是當局實在違法了他才採取對抗。
2014年9月28日，香港發生了一場由佔領中環演變成雨傘運動的爭普選事件，北京維權人士知道消息後，在翌日的飯聚中舉牌支持，然後把留影照片發到網絡上去。沒想到，9月30日之後，舉牌人士一個一個被當局抓去，被瘋狂地連續訊問。曾經被抓的維權公民韓穎，就是連續九個日夜不讓睡覺接受疲勞訊問的其中一人。過程中不斷被問：你們為什麼要支持香港？是誰給你們提供資金？有沒有幕後操縱者？
普選是普世價值，維權公民支持香港抗爭者，不過是在發揮團結精神鼓舞士氣，可被抓去的維權公民前後達一百多人。當時，余文生和其他維權律師紛紛趕去幫忙，法律規定48小時之後一定要讓律師會見當事人，可余文生一直不能與當事人接觸，當局還著他回去等通知，他卻死硬不肯離去，滯留在豐台看守所門前至凌晨，以示抗議。
當時，當局從沒見過律師敢滯留在看守所門前不走，10月13日，當局以涉嫌支持佔中把他抓去，關在大興99天，期間被訊問二百多次，有時訊問時間長達十七八小時，他戴上手銬，連續長時間審訊，手腫得非常厲害。
關押期間，他曾經被關在死囚牢，與死囚擦身而過嗅過死亡的氣味。他曾表示，「2014年12月30日，一個死囚就從我們監室裡走出去，就那麼一瞬間，有一種感覺好像我也應該去。」
但對於余文生來說，死亡不可怕，他更不能抵受的是濫權不講理，用酷刑手段逼壓無罪者。
他相信，法律應該是推動民主的的手段：九十年代中國也嘗試提倡依法治國，法治也曾穩步向前，余文生說，那時可以告法院，告政府，都給立案。然而，中國法治之路，愈走愈歪曲，十八大之後，甚至急劇倒退，最新頒布的慈善法、國安法和對境外NGO法，據余文生理解，全部是惡法，「中國現在是依惡法治國。」
709第一反擊律師
2015年7月9日， 曾代理多宗著名維權案件的北京鋒銳律師行律師王宇被當局帶走，她的手機發出了最後訊息：「凌晨 3 點家裏突然斷電了，接着 WiFi 斷了，然後就聽到有人撬門的聲音……」中國法律界稱這一天為「黑色星期五」，也就是「709 大抓捕」之始。接下來的四個月，中國先後有三百多名律師、律師事務所人員、人權捍衞者被約談、傳喚、限制出境、監視居住、逮捕或失蹤。
余文生沒有在當天被抓捕，反過來，他在7月30日控告公安部和公安部部長，違法拘捕公民，成為事件中進行反擊的第一個律師，但如此舉措，觸怒了公安。2015年8月6日晚上，余文生被警察敲家門，他不開門，向警察要求法律手續，結果他們就用電鋸鋸門，幾十個人衝進屋子，在余文生的孩子面前，把他雙手背銬帶走24小時。24小時中，頭10小時一直背銬，其餘14小時正銬，坐著；亦被限制去洗手間的時間。
事件中，余文生律師亦受被捕律師王全璋太太李文足委託，擔任王全璋的辯護律師，可整個過程中，余文生從沒見過王全璋一面，通信也不可以。辯護律師不獲知會任何消息完全違反法律程序。余文生的妻子許艷說，當時丈夫代理王全璋壓力特別大，但他一直盡力。石景山區的國保阻止他去天津見王全璋，樓下一層停的都是他們的車，國保坐車裡，不讓他出門。但他還是想辦法連夜到了天津，要求會見，結果再遭當局打壓，他的律師執業證被當局註銷，其成立律師事務所的申請亦被拒。
709之後，余文生曾有機會離開中國，可是他認為，到國外去只能做政治難民，增加國際負擔，最後還是選擇留在中國在國內，希望以律師身份盡一點微薄之力，促進當局步向法治之路，他曾說，「總要有人去犧牲，為後人鋪就道路，既然我已走到這一步，也就沒什麼退路了，我也不願再退回去，那就一直往前走，直到中國社會實現真正的民主自由。」
公開呼籲修憲改革
2017年10月18日，中共十九大開幕當天，余文生發布一封公開信：《建言中共十九大罷免習近平、全面推行政治體制改革》，他當夜就被抓捕，被約談了四、五個小時才獲釋。2018年1月，余文生公開發表《修憲公民建議書》，主張政治改革，倡議以更民主方式選舉國家領導人，再次遭警方帶走並從此遭長期拘留。
2018年11月20日，中國當局將余文生的案件退回公安局補充調查。中國刑法允許刑事檢察機關將案件退回警方補充審查；涉及人權捍衛者的案件，經常以這項措施延長對他們的拘留。
這段時間，在北京土生土長的余文生，一直羈押在徐州，從北京到徐州來回有一千五百多公里， 他的妻子許艷每20天就到徐州一次，為丈夫維權，她跑很多部門，看守所、檢察院、法院、公安局、監察委，路途遙遠艱辛。
但對許艷來說，最困難的事情，是余文生的名字在中國網絡被屏蔽，搜尋不到他的任何消息；他的微博、微信等帳號也被封。就連許艷她的微博帳號也被封，只要文章中有余文生的名字，就發不岀去；在名字中間加上符號才可以發岀去，大家要為余文生發聲也特別困難。
2019年2月初，檢察院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的罪名起訴余文生；2019年5月，余文生已在徐州市中級人民法院被秘密審判，當局在未通知其太太許艷下，聘請兩位律師。法院也沒有按照法律要求在網站上發布有關審判的通知。2020年6月17日，江蘇省徐州市中級人民法院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判處他4年有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3年。他當庭上訴，但同年12月被駁回，維持原判。
自余文生被捕以來，許艷一直沒法探望丈夫。直至他在囚3年後的2021年1月，許艷才首度獲准以視像方式探望丈夫，發現余文生牙齒脫落，右手嚴重顫抖無法寫字，臉色有點白，似乎有點營養不良的狀況。在後來幾次的探望中，她再發現丈夫經常挨餓、整日被罰坐等，並被禁止通信、購物等，看書也受限。
這段日子，許艷四出奔波為丈夫維權。2021年11月，她向來自英國、歐盟等七國（或組織）的人權官員會面，匯報余文生案的情況，並請求幫助：要求南京監獄保障余文生放風權、治療身體、讓打電話購物加餐；要求2022年3月1日依法釋放余文生回北京家裡與妻子孩子團聚。
今年1月，她哀求當局讓余文生探視彌留中的父親，卻不獲批准，以致余文生未能見父親最後一面。
余文生曾說，有罪就判罪，沒罪就放人，這是他的法治理念，當權者把他送進囚牢折騰，不外乎要他屈服，他卻沒有屈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