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中國政府採取的709維權律師大抓捕，即使事件發生了近八年，但並沒有隨著刑期最長的周世鋒律師和被稱為「709案最後一人」的王全璋律師先後出獄而完結。反而，當局持續對這批律師進行監視、滋擾，甚至迫遷和禁錮。換而言之，出獄與否對他們來說只是小監獄和大監獄、一個人坐牢和一家人坐牢的差別。其中，以對王全璋律師一家的迫害至為嚴苛。
可能是最早替法輪功學員維權的律師
王全璋生於1976年山東省五蓮縣日照巿，2000年畢業於山東大學法律系，2003年通過司法考試，2007年才正式成為執業律師。他的維權生涯始於學生時代，時值1990年代末，中國政府全力打擊法輪功學員，身為法學院學生的王全璋活用學到的知識，為被勞動教養的受害人提供法律援助，並因此受到山東公安的警告。
王全璋畢業後至執業期間，曾經在山東省圖書館有穩定工作，用工餘時間去農村向農民傳授與他們有關的土地法律常識，一直沒有離開過對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的倡導和維護。著名的維權律師高智晟曾經在一篇聲援「709」被打壓律師和公民的文章中提到，王全璋為法輪功受打壓者提供法律幫助的時間比高還早，而且主動與高聯絡討論替法輪功學員維權的事宜。
高當時屬敏感人物，王敢於主動與他聯絡，說明王是一個特別勇敢的人。
王執業期間，代理了大量與法輪功學員的案件，因而經常被法院針對及受到警察的暴力對待和跟蹤。據報導，王全璋為法輪功人員辦案收費極微，他對「客戶」說：「對於你們，無論我收多少律師費都顯得太多，但為了幫助更多的人，為了可持續的維權，為了養家糊口，我不得不收費，你們給多少就看你們的能力吧。」
2013年4月，王在江蘇省靖江巿法院以手機替準備交予法院的文件拍照存檔，卻遭法警奪去手機，向法官抗議卻被法官下令帶走，翌日法院公告稱，王全璋因「違反法庭秩序」被拘留10天。全國近140 名律師連署向中華全國律師協會、北京市律師協會和法院要求公開現場錄像並釋放王，引起中國及西方媒體關注報導，王因此兩天後提前獲釋。法院仍堅稱他擾亂秩序但拒絕公開法院錄像。除此之外，他因此遭到各種迫害，包括在黑龍江被法官打耳光、在唐山遭警察汽車夾擊，被上門抓捕、被國安抄家，律師事務所受壓而要辭退他等。
中國的《律師法》第三十七條列明「律師在執業活動中的人身權利不受侵犯。」，包括「律師在法庭上發表的代理、辯護意見不受法律追究。⋯⋯律師在參與訴訟活動中涉嫌犯罪的，偵查機關應當及時通知其所在的律師事務所或者所屬的律師協會；被依法拘留、逮捕的，偵查機關應當依照刑事訴訟法的規定通知該律師的家屬。」但是，王全璋的遭遇，正正顯示了中國政府口中說依法治國，但實際上完全無視自己訂出來的法律。
被失蹤超過三年的「709大抓捕」受害律師
中共自2012年起則宣傳「美國以網絡自由爲旗號，以維權律師、地下宗教、異見人士、網絡領袖、弱勢群體五類人爲核心，爲改變中國創造條件，干擾中國崛起。」外界稱之為「新黑五類」。709不僅僅是對人權律師代表的抓捕，實際上是對「新黑五類代表的大抓捕」。他們要對這五個領域的代表人物進行針對迫害。709案受害律師幾乎都觸及了這五個領域，此外胡石根是家庭教會的代表，吳淦是異見者也活躍於網絡上、翟岩民是弱勢群體（訪民）的代表，李和平律師還創辦了反酷刑的非政府組織。
2014年起王全璋受聘北京鋒銳律師事務所，一所雲集了多名維權律師的律所，如周世鋒、王宇、劉曉原、李昱函等人，也是2015年「709大抓捕」中當局極力摧毀的律所。
當其他律師在「709」陸續被約談或拘捕時，王全璋則從8月3日開始失蹤。王全璋太太李文足委託的律師先後到多間看守所尋人不果，直至2015年8月10日，李文足和代理律師到天津河西看守所尋找王全璋，辦案警察僅答覆「王全璋涉嫌尋釁滋事、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不允許律師會見」而將家屬和律師拒之門外。這樣的做法，完全違反了《律師法》中，律師被拘留時，當局需要通知家屬的規定。一直到2016年1月8日，王家才收到逮捕通知書指王全璋因涉嫌顛覆國家政權罪，被天津市公安局逮捕，拘押在天津市第二看守所。
由2015年8月起被失蹤，王全璋與外界失聯近三年。王家委託了程海和余文生作王的辯護律師。當局一直拒絕律師與王見面，聲稱以王全璋的名義解除家屬委托的律師，未通知家屬的情況下指派兩個官方辯護律師給王。程余兩位律師在辦案過程中遭跟蹤，查車牌、身份證，王家被斷水斷電、租房遭到驅趕等。為此，程余兩位律師譴責天津、北京及全國三層的律師協會、北京市司法局和司法部未有履行維護律師權益，即王律師的人身自由、委任律師的權利，以及程余兩位律師為客戶提供辯護的權利和執業的權利；甚至縱容官派律師侵害其他律師的權利。
換來的卻是余文生律師在2016年遭注銷律師證及拘捕。程海所在的律師事務所在2018年2月被注銷牌照，律師行業風聲鶴唳之下，程海半年內也無法找到律所的職位而被強行注銷律師牌照，至今不予發還。從2015年開始，李文足已聘請過7位律師，但都因為被官方打壓及威脅而退出、吊證或被捕。可見在中國，僅僅是執行律師的基本工作，已經要冒著極大的風險。
被「糖尿病」，酷刑和上訴遭威脅
直至近三年後，官方安排、王全璋被迫委任的劉衛國律師在2018年7月12日獲准與王見面。劉告知李文足，王顯得非常害怕的樣子，不敢大聲說話，甚至很多時候都是用口型表達，導致劉衛國律師不能準確地明白王全璋的意思。
王全璋向劉衛國律師表示，他一直要求讓程海律師和妻子李文足作他的辯護人，但官方堅決不同意。據王全璋2020年出獄後憶述，由於中國法律說明「被告人有權聘請親友作爲辯護人」，在得知原先代理他的案件的律師被吊照和拘捕後，王不想連累其他的律師而改為要求聘用親人作辯護人，法院一直找借口說親人不合格而不遵守法律規定。
2018年12月26日，王全璋案在天津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開庭審理，法院指，因案件涉及國家秘密，決定不公開審理。當日便衣政保和小區保安、「社會人士」一起到王家，阻止李文足去天津旁聽庭審。一個月後，法庭判處王全璋「顛覆國家政權」罪名成立，判處有期徒刑四年六個月，剝奪政治權利五年。
經過四年奔走，2019年的6月28日，李文足，七歲的兒子和王的姐姐終於獲准探望闊別四年的王全璋，她形容丈夫變得相當反常，表現焦躁、體態消瘦蒼老，還宣稱在獄中過得很好，完全像是「編好程序的呆滯木頭人」，十分擔心他的精神狀態。 此後，未曾有過糖尿病史的王全璋，自被拘捕後一直被迫吃「高血壓藥」，讓外界懷疑當局的診斷結果及所服藥物的作用。李其後數次探視，亦發現王掉了數顆牙齒，健康狀況令人擔憂。
2020年4月刑滿出獄後，王全璋接受日本媒體訪問，終於公開說明他在關押時受到的嚴刑拷問和審訊時的暴力對待。他被關在大約20平方米的牢房中，每天24小時被兩名武警監視，就連睡覺時也被禁止翻身。他被要求高舉雙手站立15個小時，只要他把雙手放下，就會被大聲斥責為「叛國賊」，令他變得虛弱到連要站立幾分鐘都十分困難，也曾經被連續掌摑好幾個小時。
當局控告他的過程也相當混亂。一開始是以「尋釁滋事」作為罪名，後來改成「煽動顛覆國家政權」，再升級至「顛覆國家政權」。
在庭審時，他質問法官爲什麽不按照刑事訴訟法的規定進行庭審卻被七八個庭警暴力地按壓到地上，進行殺豬似的的庭審。當他嘗試就判決的刑期提出上訴時，一名政法委的官員卻威脅將他的刑期延長8年。王全璋說: 「我的遭遇證明了(中國的司法程序)是草率的。違反和破壞法律的是公安、檢察官和法院當局。」
一人被捕，全家受罪
自王被失蹤和拘捕後，本來對政治並不關心的李文足一直為他維權、並與其他維權律師妻子們結伴，多次到天津司法部門前舉牌求見丈夫，而屢遭警察威脅和騷擾。2018年5月德國總理默克爾訪華時，與李文足和許艷 （余文生律師的太太）見面，她希望對方能協助她，確認王全璋是否在生，要求默克爾促請中國政府，安排家屬聘請的律師與王全璋見面。估計是她的努力，讓王在同年7月終於能見到他的律師。
但是，王李二人的磨難並未有因為王全璋出獄而停止。多年來被當局監控和騷擾，令他們一家已難以再過上正常人的生活。在敏感的日子，例如「709」紀念日、人權日、歐盟日和美國憲法日等。公安會在他們家外堵門，不讓他們外出。他們的言論自由和政治權利也受到侵害。「我現在想提出民事訴訟，要提出起訴和立案都非常困難，不但被剝奪了政治權，連訴訟權都被剝奪。我在自媒體上的發言受到限制，我剛獲釋時不太了解，用自己的微信寫了一些文章，其實我只是寫了一篇法律分析，是根據《立法法》寫的，後來我這個微信號就被永久性銷號了，說我傳播和散播謠言。我的微博也隨著我粉絲（讀者）的增加被刪號。我覺得他們是在試圖消除我們的聲音和影響力。」王全璋描述。
王家兒子的教育權也持續受到損害。公立學校一直不願意收他，他只能上私立學校，但私校常受政府管控和打擊，孩子沒有辦法在一個好和穩定的環境中上學。由於他曾目睹媽媽被政保公安攔阻衝突的情況，因此經常會作惡夢，夢到媽媽被捉走，生日願望是不要再有警察到家門外，可見他一直生活在恐懼中。
2023年4月以來，王家又遇上新一輪的滋擾。北京警方為了減少麻煩強迫他們離開本轄區，容許房東以非法的手段，斷水斷電逼迫承租人解除房屋租賃合同。王家希望留在北京，一來讓兒子在熟悉的環境上學，二來擔心回到山東只是回到更大的監獄，只換來更多的監控，更少的關注。
就在2023年上半年法國總統、歐盟委員長、德國外長相繼訪華之際，中國政府卻特意針對打壓維權律師。除了王全璋一家被迫遷、余文生律師和太太許艷應邀前往德國大使館時被當局以「尋釁滋事」爲由拘捕，同時許志永和丁家喜更被重判。這一切均意味著中國一方面歡迎歐盟來談生意，但另一方面對人權問題卻原地踏步，甚至極力扼殺人權律師的生存空間。